聂辉华：城市更新不能“嫌贫爱富”也不可“内外有别”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和固有政治形态面临空前压力，变革一触即发。在改革红利与中国新经济的增长动能不断切合的背景下，如何使发展更具备增长包容性？如何让产业政策贴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探索出符合全球化视野的中国模式？城市经济如何有效带动城市更新？

本期受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

Q：城市群的理念提出至今，在您的观察中，区域性政策最重要的举措是什么?

聂辉华：区域政策中最重要的是给予创新空间，给予“改革权”，允许先行先试。比如，简政放权和促进非公经济发展，需要去主动招商引资，找到好企业，尤其是产业链招商，然后做好各种服务工作，而不是等着企业找上门。

Q：国内很多城市在陆续落位了聚焦高科技和先导产业的扶植政策之后，对于传统的产业链应当给与哪种类别的政策支持？

聂辉华：一个城市的活力反映在很多方面。实际上，科技人员越多，工作越有价值，他们生活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此时，就越是需要配套的生活服务。那么，谁来提供这些服务呢？是那些不那么“高级”的劳动密集型工人和服务员，包括钟点工、快递员和清洁工。所以理论上讲科技人员越重要，为之发展的配套服务也会跟着重要起来。

Q：您认为城市经济如何有效带动城市更新?有报道显示在未来20年的发展预测中，地产行业将会有50%以上的开发企业把业务拓展至城市更新板块。那么以国内核心城市群的地缘关系为例，哪种“城市角色互补的主张”将会为城市更新的理念输出新依据？

聂辉华：城市更新是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土地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目标是让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因此，最重要的方面是城市规划要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扭曲市场功能。第一，规划要适当超前，不能局限于当下。第二，规划要尊重市场规律，并及时根据市场规律调整；第三，要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要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嫌贫爱富”，也不能“内外有别”。一些大企业、大的经济体，如果要与城市级的经济来合作的话，也会先看到你这个城市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低端经济体的，你怎么跟他建立起一种企业关系。然后我认同了你建立的普遍关系、觉得安全了，我才会来。这就相当于是一种产权保护或者说是一种契约关系。你来我这里做生意，我能保证你的安全、你有投资回报，这样你才敢来投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微企业需要平等经营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放任这些权益被剥夺和吞并，那么大企业也会考虑：你会不会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也来剥夺我的权益？对于发展市场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第一自由竞争，第二产权保护。此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不能进入竞争，没有好的产业保护，谁敢来做生意？

Q：最后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些您最近的研究和观点。

聂辉华：城市资源的配置，既要公平又要效率。现在是貌似公平，又限制了效率。因为现在主要是根据行政等级配置资源，直辖市>副省级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而不是根据市场规律来配置资源。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跟城市行政级别有关，而不是城市中企业自身效率的反映。例如，义乌早就是地级市的规模，而苏州早就是省会城市的规模。越大的城市级别越高的城市，它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更低的税收，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更多的改革空间，更多的立法权，这都是不对称的竞争。下一步，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顺不同层级城市的关系。如果中国要让城市竞争焕发出活力，我觉得应该逐渐减少城市的行政级别在资源配置中的干扰作用，也就是说真正让市场作为资源的决定力量，而不是让行政级别作为资源的决定力量。主张城市的公共服务应该以服务的人口为主要依据，而不是以行政级别为依据，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