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史——非常时期的乐高城市

　　在上海中环住了10年，没有遇过非常时期，生活是庸常的。事情当然不是从来如此，并且会一直如此，但我倒没有把这段平静生活当作是两次动荡之间的中辍时刻。毕竟，我既不是乐观的本质论者，也不是悲观的末日论者。
　　在过去10年里，中环地区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改善是可以看见的，虽然改善本身并不是必然。但生活跟汉字一样，不能盯着看。盯着看久了，熟悉的东西会变得陌生，平静的水面下会现出深渊。实际上，想一想改善（甚至只是维持）现状需要的成本，你会产生一个令自己不舒服的想法，那就是这平静的10年是一个逐渐衰退的社会模式的尾声。
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上海很容易意识到上海的存在。合理延伸一下索绪尔的理论：前一个上海是能指，后一个上海是所指。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自己成为另一个上海，但主要是成为上海的能指，而不是上海的所指。
　　我稍微罗列一下上海的所指——当然是一部分，并且限于其可见的物质部分：
　　指路牌、斑马线、消防栓、雨水口、窨井盖、垃圾桶、红绿灯、人行道、隔离栏、摄像头、警务站、执勤点、公共厕所、早点车、潮汐菜场、沥青路面、路灯、景观灯、地铁入口的卷闸门、紧急出口标志、防汛沙包、自动扶梯、直升电梯、台阶上的防滑条、应急灯、雨天的塑料防滑地毯、可移动、插销式的隔离带、X光安检机、自动售票机、电子屏蔽门、有线广播；
　　指标性景观：小店招牌的位置规格；公交车站设备的光洁程度；书报亭（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大小式样；绿化带里灌木的高度和造型；
　　以及一些虽然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志愿者穿着马甲在十字路口引导交通；环卫局的扫地车和洒水车周而复始地驶过街道；垃圾车停在店铺门口，工人将沿路搜集的垃圾桶放在链条传动的自动倾倒平台上；悬铃木下停着园林绿化局的黄色施工车，工人站上伸缩操作台，被送入半空，去锯掉一节被虫蛀空的树枝；红白相间的锥形桶竖在井口地面，戴着头灯的电信工人步下梯子，检查光纤线路，旁边另有一个人把数字填进表格；警察和辅警在交谈，一辆警车停留在不远的地方；120急救车辆从警车旁边快速驶过。
　　小区：大门、减速带、人车分流标志、车位、人行道、垃圾桶、公共长椅、绿化、变电站、泵站、煤气和自来水接入、片区警察公示牌、健身器材、有减速回弹装置的楼道门、物业清洁登记表、楼梯扶手、电梯、宽带接入箱、有线电视接入箱、固定电话分线箱、装在楼道里的电表、水表、消防箱、喷淋系统、楼顶水箱。
　　这些只是城市的外部接口，绝大多数24小时不间断存在，靠人力推动周而复始地启动、暂停、关闭、维修、替换、更新。一切都在提醒你，这座城市被严格地规制、管理并维护着，以及为什么2400万人生活在这里，规模还会越来越大。

乐高城市的庸常景观。南音 图

　　如果有在其他中国城市生活的经验，上海会格外让人产生另一个感受：政府无处不在。以上列举的一切，像乐高颗粒一样互相嵌合。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不断向天空和地下延伸其规模，使其成为可能的是每个乐高颗粒都通用的卡口，可以用许多方法加以组合。
这些通用卡口就是政府：官僚体系的理性、意志和技术手段。
　　其他中国城市当然也是乐高型城市，但它们的管理体制往往没有模范乐高城市所具有的通用性，因此各个部分之间容易脱节，最终影响了效率。由于它们都有乐高城市的不足，这使得复制上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乐高城市有两个主要的不足，其中之一是看不清底层构架——不管这种构架是法律、信仰还是利益。乐高城市里能够看到的都是各种功能性外挂。为了推行垃圾分类，在极短的时间里撤走垃圾桶，换成集中的分类垃圾房；为了执行定点投放，给垃圾房焊上门锁；为了平息业主的抱怨，又添置了洗手的水槽。这就是乐高式城市的更新方式。目标合理、手段强硬、随时建造、随时拆毁，以及不惮于随时打破现有格局。
　　打破格局并非没有成本。磨合的代价是城市里充斥着临时设施和临时岗位——洗手的水槽架设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圆凳上，一个穿着马甲的志愿者定时来监督丢垃圾的居民是否遵循分类规定，但态度越来越松懈，分类垃圾房的选址、材料、设计和施工水平都显示它们很能持久。
　　乐高城市的另一个主要特色是缺少必要的冗余。像早高峰的地铁一样，城市日复一日地在极限状态下运行，总是在危在旦夕的时刻转危为安。作为一个系统，乐高城市一直在扩容，但为了增加车位供给，不得不推平绿化。
　　乐高城市无法执行长远规划，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官僚系统整体上反对库存，无论是粮食还是医疗用品，因为这涉及复杂的报废和更新规则，并且拉长了政策-效果周期，使考核复杂化。
　　乐高城市不愿意接受非常时期，因为没有应对非常时期的心理准备、知识准备和物资准备。在危机来临时，乐高城市的第一反应总是进行精神和心理动员。
　　乐高城市的这种想法，有时我感到好奇，有时我感到不愉快，因为你无法想象其他可能。在乐高城市里，庸常的日常生活是极其幸运的，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往往高估了城市的韧性和弹性，而低估了系统断裂的风险。在长期平静的日常生活中，在过去很多年里逐渐积累的改善趋势下，乐观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渐渐不能想象一种没有政府24小时在场的生活形态，无法想象人和人以其他的方式结合的可能，也无法想象存在不依赖科层制管理体系而自发管理的空间。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