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城市更新，责任规划师在现场
游客在前门步行街拍照留念。新华社发
北京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居民在陶然书苑体验戏曲文化。光明图片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街道，胡同微花园改造前后对比图。光明图片
街头巷尾，既沉淀着历史记忆，也上演着百姓生活。
城市交通拥堵，如何通过科学规划让群众便利出行？不少城市“千城一面”，如何以差异化建设凸显地方特色、文化魅力？老旧小区设施不全、居民生活不便，如何通过系统改造，让老小区也能“有里有面”？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能在北京市责任规划师的实践中窥见一二。
让每个街镇都有“贴身顾问”
彩色透水的步道延伸于古老的国槐浓荫下，“社区玄关”在寒冬为防疫工作者遮风挡寒，微花园把大杂院的边角装扮得清雅宜人，名家学者、非遗传人走进社区，林白水故居成了椿树书苑、临汾会馆辟为专题博物馆……礼乐交融、蓝绿环抱、多元包容，这是更新中的北京。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首都北京，有这样一支高水平、年轻化的队伍活跃在街道上下，他们为城市更新出谋划策，为居民生活添色增味。别人称呼他们为“教授”“总工”，他们却自称是“西师”“海师”“葵花籽”……当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责任规划师。
什么是责任规划师？你或许会对这个职业感到陌生。2019年5月，北京市在全市街乡镇中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各区政府选聘独立第三方人员，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开展城市更新工作，协助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精细化治理平台。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签约301个责任规划师团队，覆盖了318个街道、乡镇和片区，覆盖率超95%。这意味着，成百上千名专业人士从高校、综合规划设计院、私企、外企向基层下沉，力争让每个街镇都有“贴身顾问”。
“北京是第一个全市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城市。近两年来，责任规划师深入基层，向社区居民宣传城市规划和相关政策，以文化活动为切入点激发居民的家园意识，进而带动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将城市空间品质提升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随着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会有更多的城市开展社区规划师制度的试点探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冯斐菲说。
“铁脚板”+“大数据”，让城市更懂你
“城，所以盛民也”。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城市更新的内在动力；让人民群众在城市中生活得更好，应成为城市更新最重要的价值标尺。
“我们不能从天上看着一个地区进行规划，要脚踏实地、热腾腾地为人民规划。”西城区广内街道责任规划师田申申如是说。责任规划师的重要使命是做居民意见的倾听者、社区问题的发现者，为此，他们花心思，动脑筋，不断尝试。
在石景山区老山街道，责任规划师团队为了盘“家底”、摸需求，开展了30次现场调研。在不久前完成的首钢老山东里北社区公园改造项目中，征询居民意见需求被纳入全过程。“整个项目周期长、细节多，我们协助街道做好各方面工作，把12345投诉量降至最低，提高了百姓满意度。”老山街道责任规划师刘巍说。
记者看到，在47页问卷分析报告中，首钢小区居民对各项公共设施的满意度与需求被逐一细化统计。调查发现，居民最想要的设施是公共浴室。
“首钢小区每5个人中就有2位60岁以上老年人，公共浴室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样的调查也让我们明确，居民希望可以有共同交流和充满回忆的场所，这也是后续工作需要慢慢完善的地方。”团队成员田昕丽说。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不是冷冰冰的工程改造，而是充满人情味的美好家园再造。”刘巍说。
让城市更新更好体现居民所思所想所盼，不仅需要“铁脚板”，还需要新技术。大数据等前沿科技手段可以让城市治理更智慧。
作为国内首个取得联合国人居署认证的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社区，朝阳区双井街道在基层治理方面有许多心得，其中依靠科技创新的“智能治理”颇具特色。
双井街道责任规划师茅明睿拥有一个城市数据科学团队，他们在双井街道建立了覆盖各治理环节的“街道大脑”。这套系统通过实时监测、指标评价、模拟评估，可以实现对街道空间全面精细的综合感知。
在双井街道九龙社区，曾有这样一处“尴尬”的健身场地，功能单调，高出地面半米多却没有无障碍通道，老年人进出不便，孩子们玩耍不安全。
茅明睿团队发现除老人和孩子外，驻足拍摄国贸天际线的年轻人、休憩的工人、外卖员也是场地的高频使用者。他们组织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参与愿景设计，与景观团队一起完成初步设计方案，又通过仿真模型进行建模比较，找出了空间使用率更高、更均衡的方案。
经过改造，这里已经“华丽”变身，居民票选出它的新名字——“井点”，“井点”集健身、娱乐、天际线拍照打卡、休憩、科普等功能于一体，颇受欢迎。
“目前，很难准确统计、反映整个社会的民意，需要把民意的统计和调查分解到各个微观的社区里去，因此责任规划师制度就成了收集并反馈民意的最有效方式。”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说。
“把脉问诊”，提高决策科学性
随着城市发展由“大拆大建”的增量建设向疏解减量、提质优化转型，街道（乡、镇）逐渐成为规划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参与者，拥有越来越大的主动权。然而目前街镇一级缺乏与上级对接的规划部门，也鲜有相关专业的人才储备。
责任规划师发挥专业优势，正好填补这个缺口。
朝阳区三里屯街道是北京最繁华的商圈之一，拥堵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太古里前的十字路口，行人常常“漫”到机动车道上。相关部门提议在路口架设过街天桥，封闭地面南北向的步行通道，增设隔离栏杆。
为提高决策科学性，政府部门虚心“问诊”，中外责任规划师团队紧锣密鼓调研，联合“把脉开方”。
“天桥到底是为谁而建？先要把这个目的弄清楚。”三里屯街道外方责任规划师钱睿说，“封闭地面行人动线，优先保障车辆通过，这与国际上以人为本、步行优先的趋势不符。”他认为，三里屯这一路口不仅不应封闭，相反应该探索将其打造成行人友好的开放型路口。
其实，在路口不远处就有一座南北向的过街天桥，冷冷清清，与人头攒动的路口反差巨大。为查清天桥闲置的原因，避免重蹈覆辙，中方责任规划师选取5个时间段对往来人流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结果显示，该天桥全天对过街人流的分担很小，与其新建天桥，不如先设法提高现有天桥的使用率。
摆事实，讲理念，本已箭在弦上的方案因为责任规划师的否决票按下了暂停键。政府不急于拍板，不盲目动工，给予专业技术人员充分话语权，有效节省了公共投资。
不止改造重塑，传承保护同样需要专业力量。在推进名城保护和文化资源再利用方面，责任规划师也能大有作为。
以西城区牛街街道为例，这里留存了不少文物古迹，如何保护好他们？牛街街道责任规划师团队一方面配合开展文物、历史建筑普查，摸清胡同、四合院底数，制定保护名录；一方面审查建筑改善方案，在尊重老城整体风貌和格局的前提下，鼓励用新材料、新形式创造新建筑。
“我们在街区控规中明确了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策略，一些文物、历史建筑得到了专业修缮，计划未来向公众开放。”牛街街道责任规划师赵丹羽说。
汇聚合力，共建美好家园
“本想组织大家去剧场感受芭蕾魅力，受疫情影响，我们索性把‘老街坊’王书记邀请到书苑来，给咱们讲讲怎么欣赏芭蕾艺术。”日前，中央芭蕾舞团原党委书记、国家一级演员王全兴来到陶然书苑，和社区居民分享芭蕾文化，现场气氛热烈。
陶然书苑几乎天天有活动，周周有讲座。在这里，学者畅谈中外思想文化大观，行家陪同品茗、听戏、学琴。
“这个区域虽然有现代化的居民小区、高档的写字楼，但缺少一个公共文化空间，所以在起草三年行动计划时，我们将建立书苑列入其中，定位是社区营造中心、公共文化设施、基层治理空间和党建活动阵地。”陶然亭街道责任规划师刘欣葵说。
以书苑为平台，街道将党建与社区治理融合起来，有效整合利用区域内资源。同时，责任规划师还联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管理学会等志愿者和专业组织协助基层治理，通过培育居民组织来促进社区交往、提高社区黏性。
像陶然书苑这样的公共空间改造，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数量渐多、功效渐显。
为了让责任规划师更有力地发挥行业内的技能资源优势，各区结合本地特色，探索责任规划师团队的组合模式。
朝阳区突出首席制和国际化，为一些街道配备外籍责任规划师团队；丰台区在专业规划师团队基础上吸纳社区志愿者的参与；通州区推行责任规划师、责任建筑师“双师”制度；海淀区发挥高校资源丰富的优势，为每个街乡镇配备1名全职责任规划师、1支高校合伙人团队和多支项目设计团队（“1+1+N”）……
比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提出“规划有你更精彩”，以小微空间改造为契机，让共建共治共享深入居民心中，“1+1+N”的制度起到有力支撑作用。在北外附小对面场地的改造中，责任规划师李西南和高校合伙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老师唐燕，带领附小的同学们一起设计。他们为孩子们开设了规划知识课堂，通过分组竞赛产生方案，街道汇总审核后，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形成施工图，在这个项目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参与了组织协调，中青社区青年汇贡献了志愿者力量。
“只有街道和责任规划师一条心才能把事办成。”紫竹院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雪松说，“责任规划师制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越来越多的主体会参与进来。”
“目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现代化社区治理已成为社会共识。在北京实施的责任规划师制度是参与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创新。责任规划师能有效衔接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对于存量减量时代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具有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戴林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