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城市规划师眼中的“理想城市”
从业近十载，李昊在生活中经常会被问到上面的这些问题。问题的答案大多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有时甚至只能无奈地一笑置之。但让李昊察觉的是：首先，城市规划的确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次，城市规划的从业者们局限在自己阳春白雪的小圈子里，距离大众有些远了。
李昊出生在豫南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参军，他跟着母亲一起在镇上生活，有时被送回农村由奶奶照顾。四岁时，他随母亲到豫北小城与父亲团聚，住进了部队大院，新鲜的大院生活让他体验到了小城市的快乐。十来岁时，全家又搬到了省城，他在少年懵懂的青春期领略了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后来，他又去上海北京求学，接着出国、回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国际大都市，一路走来，自己似乎经历了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也许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再加上从儿时对地理学科的热爱，李昊最终成为了一名城市规划师。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行走过大大小小上百座城镇，了解世界的同时用画笔勾勒出一幅幅城市的蓝图。同时，业余时间，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对城市的理解记录成文字，《城归何处》一书就是这样诞生的。
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曾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道：“城市不会泄漏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矬、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城市的记忆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节组成的，这些细节的背后离不开人的活动、思考和创造，每一座城市都是人类对理性生活的追求。澎湃新闻私家地理专访《城归何处》作者李昊，揭秘一位城市规划师眼中“理想城市”的样子。
《城归何处》 李昊 图
《城归何处》作者李昊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统计过自己大概行走了多少个城市？
李昊：大概走过200多个城市，其中包括我上学时旅行过的地方。
澎湃新闻：很多人以为城市规划只专注在城市，但其实你们也常常去乡镇做规划是吗？
李昊：对，大家翻开地图，只要地图里有的地方，规划都会涉及到。换句话说，只要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政府所管辖的范围，我们都可能会去做规划，全方位覆盖。
澎湃新闻：《城归何处》一书介绍了很多城市规划师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城市规划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与建筑设计师相比更加接地气，可以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城市规划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吗？
李昊：大家对建筑师可能更熟悉一些，因为建筑设计从业者的数量要比我们多很多，而且很多偶像剧里也常常出现建筑师的形象，包括一些明星也是建筑师的出身，大家会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范，光鲜亮丽，特别高大上。
其实规划师的工作内容和建筑师很相似，也是坐在电脑前画图，只不过很多时候画的是地图，也有许多文字的工作。另外不同的是，规划师给政府做项目更多一些，经常给政府做汇报，而建筑设计师主要给开发商、房子的业主做项目。所以，建筑师通常走在台前，显得更酷一些，而规划师通常居于幕后，更加默默无闻一些。
只要地图里有的地方，城市规划都会涉及到。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还提到很多外界对城市规划师的误解，比如一提到“雾霾”，会有人抱怨“是不是城市规划的问题？”，还有“马路这么堵也是你们没规划好吧”，还有买房的人来请教你们哪块地会升值……您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遇到类似的事情吗？
李昊：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有时候去参加一些交流会，提到这个职业，大家一开始都觉得挺厉害挺酷的，但其实大多数人对城市规划并不了解。尤其一旦吐槽到城市的各种问题，大家都会说这是因为城市规划不好。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书记李达康和其他的领导天天拿着规划图在指点江山。那些规划图不是市领导画的，而是背后一群专业做城市研究的规划师画出来的。同时，大家还不知道的事是，规划师就像古代衙门里的师爷一样，只能给领导出谋划策，城市最终建成什么样子，这里面既有政府的想法，更多的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就包括开发商、还有方方面面的群体，都会影响城市的样子。
城市最终建成什么样子，这里面既有政府的想法，更多的是市场的力量。 李昊 图
澎湃新闻：城市规划师一直是您的梦想吗？为何选择这个行业的呢？
李昊：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地理，喜欢在地图上画来画去，画各种城市的什么样子。后来发现学地理只是认识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地图就画出来是什么样子，但城市规划可以改造世界，可以自己设计未来的蓝图，更具有有创造性。当然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戴着镣铐跳舞”，但多多少少还是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建议里，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意义的工作。
澎湃新闻：一座城市的形象离不开它的先天条件，也离不开后天的设计和规划。您觉得城市规划可以给城市形象带来怎样的变化？
李昊：其实规划师能完全发挥自己理想的空间很有限，另一方面哪怕施展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城市最终发展也不一定如自己所愿，所以说很难具体形容一个规划师能为城市做出多大的改变。
的确也有一些特别知名的建筑师或者规划师为城市做了一些设计，奠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比如19世纪的巴塞罗那，规划师伊尔德方索·塞达尔为这座城市创造了一种“方格网”的空间格局，随后一代一代的巴塞罗那人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优化，设计出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性建筑。塞达尔为城市规划了蓝图，但巴塞罗那发展成今天的样子，离不开一代一代的管理者、精英、和普通市民的共同努力，他们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建设之中。
19世纪，规划师伊尔德方索·塞达尔为巴塞罗那创造了一种“方格网”的空间格局。 资料图
巴塞罗那发展成今天的样子离不开一代一代当地人共同的努力。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城市规划师，旅行为您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想知道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您在旅行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李昊：在业余时间，我非常喜欢旅行，特别是一个人旅行的时候，让自己完全投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与城市进行一个深度的接触。
除了普通游客常去的景点外，我更加喜欢去一些老百姓的居民区、老城区和一些特色的片区。另外，我还特别喜欢去城市规划展览馆。因为在那里，你可以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发展。现在国内的许多城市也开设了规划展览馆，大部分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我记得北京的城市规划展览馆里有一个超大的城市模型，从二楼往下看，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北京城是什么样子。
其实，每次去不同城市调研，我也把它当成一种特殊的旅行，我和同事会把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逛一遍，把它现状重新梳理一遍。
澎湃新闻：你们在调研的时候会有固定的路线吗？
李昊：我们会把城市的各个区域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比如最早是历史城区，然后是建国后五十年代大工业时代背景下的城区，接着改革开放之后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区，1990年代商品房社区，最后是千禧年之后的新兴开发区…….就像查看树木的年轮一样，梳理出城市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个人还很喜欢选择一处至高点来俯瞰整个城市，因为从至高点上往下看，能够看不同时期的城市在空间上留下的印记，这真的很有趣。
视野所及之处，城市发展的片段恰如断代史的切面。 李昊 图
不同时代建造的城区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可以梳理出城市发展的脉络。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我看到书中提到，您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很喜欢做沙发客，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
李昊：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人。如果能够和当地人深度地接触，能在他家里住一下，能够了解到许多我们在媒体或网站上看不到的事。
在布拉格，我遇到一位沙发客主人是一个艺术家。我跟他聊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后，他介绍我去看看当地的一个社会主义博物馆。在苏联时期，捷克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个博物馆鲜有游客访问，但里面保存了很多那个时期的资料和物品，比如少先队的红领巾啊等等，看着很有亲切感，想起了中国过去的样子。
他还建议我坐地铁一直坐到最后一站。一出站，就像到了北京的回龙观或天通苑那样的郊区，能看到特别密集的一片一片的“盒子楼”，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产物， 和普通游客喜欢的充满欧洲风情的布拉格，或是MV里拍的布拉格的画面完全不一样。
与那些MV里常出现的画风完全不一样布拉格。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我看到你还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在布拉格做沙发客的时候，有人邀请您一起去墓地采蘑菇，可以介绍一下吗？
李昊：可能中国人觉得墓地是很恐怖的地方，但对欧洲人来说，墓地就像公园一样，大家可以自由地进去散步或者沉思。在布拉格的时候，沙发客主人就带我去墓地逛了逛，那里有大片大片草坪，里面长着很多野蘑菇。当地人能分别出来哪些蘑菇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于是沙发客主人说我们采一些蘑菇回去做菜吃吧！
虽然蘑菇大餐最后因为我不太放心就此作罢，但这种体验是很有趣的，它启发我要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城市。尤其当你接触的人多了，你会意识到城市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城市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品味和风格，我们要尽可能去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而不是从上帝视角，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所以说，城市规划师往往更加理性，更需要现实主义。
澎湃新闻：近几年，“城市漫步”、“城市旅行”在国内也在兴起，我们经常也能听到“City Walk”这个词，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您如何理解这种潮流呢？
李昊：其实就是大家对城市的兴趣越来越浓，不想按照旅行指南去景点拍个照，走马观花，而是想深度地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好，蛮有意义的。
之前在北京，朋友也邀请我去参加过类似的活动，逛一些北京的胡同老街，同时感受里面的现代化改造，因为里面有很多四合院改造成了特色店面，植入了特别多艺术家的设计。相比于全是游客的南锣鼓巷，这些地方游客不是很多，更加小众，值得去逛一逛。
城市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城市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品味和风格。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全球很多大都市热衷于建造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使其成为可以打卡的地标性建筑。在您的理解中，建造地标性建筑对记住一座城市是否存在意义呢？什么样的建筑才具有地标性建筑的价值？
李昊：我记得前几年，长沙曾经要建一个全球最高的建筑，号称比迪拜的“迪拜塔”还要高，但后来就被叫停了。可能对于城市形象的塑造来说，地标性建筑是有意义的，但它应该与整个城市的风貌保持协调，不是说为了打造地标而打造地标，最好是能够和城市的文化特色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更有价值。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台北的101大厦，它虽然很高，但在城市中并不突兀，因为它的造型融合了很多传统的元素，比如竹子的文化。
我觉得地标性建筑不在乎它有多高，而在乎是否合适，就像穿衣服一样，我们不必追求明星款或者特别大的牌子，但一定要选一件符合自己风格的衣服，这样穿上之后形象才会更好。
台北的101大厦虽然很高，但在城市中并不突兀，因为它的造型融合了很多传统的元素。 资料图
澎湃新闻：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排行榜，比如“全球最宜居城市”、“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等等，这些排行榜大多可能从经济的角度、自然环境等角度去进行排位，那站在城市规划师的角度，判断一座城市规划的是好是坏，有哪些评判的标准呢？
李昊：我们经常做城市规划的评估，里面涵盖了交通环境、人口、经济、产业等几十个指标，所以评价一个城市规划或好或坏有很多的维度。但总的来说，以前的评价可能更加侧重于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等方面，但现在对于城市的评价越来越多侧重“幸福度指数”、“城市活力”这样的指标。
去年年底，我们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繁荣指数”的白皮书，也评价了不同的城市类型，现在的城市规划领域越来越认为“人的活力”是评判城市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就像我们以前设计了很多广场，如果它没有人使用，那不管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多好，我们都认为它不是成功的。能够看到丰富的人类活动的城市，比如步行街、广场，人来人往，这样的城市相对比较好。
现在的城市规划领域越来越认为“人的活力”是评判城市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李昊 图
澎湃新闻：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里，我们很明显能感受到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喜欢模仿“西方”，比如某个楼盘的风格一定要法式的、英式的，或者某个新城区的建设照搬新加坡、模仿曼哈顿，您如何看待这种模仿呢？
李昊：实际上，这其中有“自上而下”的规划，也有“自下而上”的需求。“自上而下”的规划就是指很多城市的领导人在出思路的时候就是想要模仿和学习西方的东西。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廉价的模仿，但其实很多老百姓就喜欢这种东西，有“自下而上”的需求。比如上海松江区有一个“欧洲小镇”，浙江杭州也有一个“巴黎城”，甚至还有“埃菲尔铁塔”，虽然这种品味看上去非常粗鄙，但市场就是欢迎这样的东西。开发商是很精明的，他知道大家想要什么，然后就造出来什么。
所以，城市规划师需要与大众沟通，帮助大家提升对城市的认知，提升对城市的审美，只有这样，城市的建设才能走出这种简单的复制。
杭州市里的“山寨版”巴黎城内的“埃菲尔铁塔，周围被一片菜地包裹。 资料图
澎湃新闻：这次疫情会给城市规划带来一些什么新的思路或课题吗？
李昊：城市规划的诞生其实和公共卫生密切相关。100多年前，英国伦敦出现过一次很大的瘟疫，那时候城市都是自由发展的，大家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城市建设特别混乱，没有统一管理。 而在那之后才城市规划的理念开始出现。
疫情之后，城市规划对于公共卫生设施的布局越来越重视，更加综合地平衡医疗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通过建设绿地、公园、广场，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提供大家一个充分活动的空间。像成都现在就把城市当作“一个公园”来进行规划，希望每行走几分钟就能看见一个社区绿地，然而把这些绿地联系成一个网络，让大家在城市生活中就像在公园一样，提高人的身心健康。相信未来这方面会越来越重视。
疫情之后，城市规划对于公共卫生设施的布局越来越重视，同时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提供大家一个充分活动的空间。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您曾经在某个自我介绍中称自己为“建造梦想中城市的人”，我相信每一个城市规划师都曾有过这样的梦想，那如果没有诸多的现实的限制，畅想一下，您想建造的“梦想中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呢？
李昊：就像我在书中提到的理想城市的“10个要素”，我梦想中的理想城市就是规模适中，不要太拥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繁荣，比较有活力，能够把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能够和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在一起，生活便利，人性化。
在这样的城市生活，绝大多数时间我都愿意在城市里漫步，而不是宅在家。但同时，这样的城市一方面依赖于规划和建设，另一方面也依赖于较高水平的精细化管理，换句话说哪怕我们规划和建设出来一个看上去很完美的城市，但如果疏于管理，过不了几年就会变得乱糟糟的。
好的城市依赖于规划和建设，也依赖于高水平的管理。 李昊 图
澎湃新闻：有没有自己很喜欢的一位规划师或某个名人说过的一句话？
李昊：就是莎士比亚说的那句话：“城市即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设计楼房、设计交通、公园、广场等等，归根结底还是为人设计，服务于人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