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寄语2022，致广大而尽精微

尹  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

寄语2022：致广大而尽精微

于清华同衡2021-2022年度年终工作总结大会发言

以下内容根据1月26日尹稚教授在“2021-2022年度年终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整理

“致广大而尽精微”，总书记讲的这句话，可能会成为今年很火爆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有前言后语的，是《中庸》第二十七章里面的一句话，最早是讲人道，人、道德、学问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将其作为题目来讲是基于以下几个感触。

“致广大”：大时代、大局、大势和系统思维

第一，“致广大”其实是大时代、大局、大势和系统思维的问题，是怎么来把握看问题的高度和广度的问题。去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况下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奋斗的波澜壮阔的进程，走了一百年。当下我们又面临新一轮的变局，过紧日子也好，市场艰难也好，其实是在更高平台上求发展，求壮大的一个大的格局。

当然过去没人盯着我们，现在盯着我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无论是外循环、内循环，还是疫情方方面面，对于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显然是有大量的挑战。在这种挑战当中如何建立一个全局的观念，其实袁院长讲了很多这一年来过日子的艰难以及在一些细节环节上，甚至有些人性的泯灭和丧失，究竟哪儿出了错？都对！哪出了错？其实是系统思维上出了错。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地按照本部门的思维模式，按照一个局部的价值判断在努力工作，但是叠加起来的时候这个大系统出了问题，没有死于疫情可能死于别的东西。

运动式的双碳可能带来老百姓没法过冬的问题；本来想反垄断，对市场喊出来话就变成了反互联网；本来想治理金融，结果引发的可能是房地产的全面衰退，以及对中国发展的一些基础性问题的动摇。这个就是刚才袁院长讲的，看上去谁都没错，为什么最后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其实这就是在没有大局观的情况下，你的努力很可能会形成系统集成的谬误。我们“国空”这个仗打得这么艰难，其实也是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没有把国土空间的秩序放在更广大的时代背景、大局背景下思考。

“尽精微”：精耕细作、术有专攻

“尽精微”是精耕细作、术有专攻的事情，就像我们院建立以来的专业化发展、集团化作战。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几点感悟：“广大”与“精微”之间的关系，与学科和学科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一个学科能不能给自己非常广大的名字呢？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学科的发展永远是解析化、细分化和高度专业化的。一个大的经济学前面可以加几十种形容词，规划学科同样是这样。一个大的国家规划体系可以有五花八门的专项规划，有硬的工程规划，有软的治理规划，既有引领性的发展规划也有技术保障性的空间规划。随着治理进一步精细化，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业务实践中还有大量在法律上甚至没有法律地位的规划、行动性的规划在不断出现，这些其实就是问题研究的精细化。

“面向实践需求，组织多学科的资源”，这是大时代给我们的要求，实践中的学科应用一定是奔着交叉、跨越、融贯化和领域化来走的。而这种实践反过来会推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专用化、特色化，以及在实践中建立起多学科联合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走出这样一步我们才能既有博览群书的悟道，也有深研学理的术有专攻。在学会系统思考、整体思考的同时才不会因为“精微”的钻研走牛角尖、进死胡同，进而形成系统合成的谬误。我们讲“这个时代是个知行合一的时代”其实就反映在这上面，理论和实践往哪个方向走。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有一些特殊的宏观的、宏大的议题，比如资源管理的问题、区域协同的问题、城乡融合的问题、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人与自然如何进一步和谐相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发展中暴露出来，也将在更高水平的发展当中去纠偏、解决，停止发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都是如此，应当说同衡这个院这么多年来始终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资源管理。其实是这一两年来应对城乡空间规划中躲不过去的一个“坎”。找到合适的思路了吗？可能还没完全找到，如果完全找到的话我们不会“三条线”画了七八遍到现在还没结论。运动式解决资源管理的问题有出入可能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是资源管理进一步精细化和科学化。

区域协同。我们进入一个城市时代，但是这个城市时代仍然要走原来我们走过的“一城独大，一区独大”的老路吗？仍然要走在有限的中心城市、中央集团范围内叠床架屋不断添加各种职能功能吗？显然也不是。我们要走向近域尺度、更广域尺度区域协同，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我们深入介入了都市圈的研究，城市群的研究，乃至国土尺度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未来国家格局的研究。

一个封闭的系统作为熵增系统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开放才能够减熵。从近域的开放到更大尺度的开放，到国家尺度的协同与合作，解决我们发展当中的不充分、不均衡问题，乃至我们要做全球的合作。一个系统只有实现了跟更大系统的信息交流、能量交流、物质交流才可以永胜。城乡融合，一方面有高水平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这个国家时代尺度很大，这种尺度之大不仅仅反映在GDP的差异上。从社会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在强压力的情况下暴露的问题来看，那天我在微信里写了一段话：这个国家有些治理概念或者对人性的看法大概还停留在明清时代，有些地区进入了民国时代，我们最发达的地区已经是21世纪的水平，所以这种差异化不仅仅是数字，还包括观念、理念、思想认知方面。

我们既有地域差，同时也有城乡差，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更为宏大的课题，当然还有高质量发展。这种高质量，第一就是惠及民生，我们这么多年辛苦奋斗最后的终极目的其实是人的发展、人的高质量发展、人的现代化。当然还有我们所依赖于生存和发展支撑条件的这套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得到更长久的、永续化的利用。这两年我们讲“安全”，“两个安全”“三个安全”，现在如果把习总书记的讲话梳理一下有七八种“安全”，这些安全在讲什么问题？其实在讲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本身的发展如何可以更加持久和有序。

在“广大”和“精深”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企业需要在实战中有多学科循证的能力，有多学科综合预判的能力，有多学科保量提质的能力，以及多学科支撑下均衡价值观的建立。人居环境科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整体思维，讲的是学科的融会贯通：在一个更为高的视野下、更为宽的视角下，综合性地回答我们在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中面对的各种各样问题；同时也鼓励任何一个条线上的学科从大分类到小分类，到不断的特殊化，不断探索制造新的分类，去做更精准的研究和判断。

在实践当中我们会反向进行学科交叉运用、跨界运用，最后是领域化的运用，使我们的能力从点滴开始能够掌控更宏大的系统过程、综合过程，以及在复杂系统当中寻求平衡的过程。要知道“致广大而尽精微”下面还有“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中庸的核心是讲均衡，是各种利益平衡化的发展，而不是单兵突进，不是技术至上。

最后讲一个例子，“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个主题。过去我们做建设用地，现在我们开始处理资源问题。是不是在卫星影像做个简单判读，画个“三七开”“二八分”的蓝绿空间图就能解决资源管控问题？其实远非如此，这些开敞空间的意义是有科学背景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科学背景来支撑我们对这些资源的判断。比如我们谈生物多样性，其实是开敞空间如何起到人与其他物种共生的功能；我们谈生物安全、地质安全，其实是在谈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些空间，使人类不受到自然伤害。我们讲更大尺度的生境安全，反过来也在讲人的活动如何不伤害自然界。同样这部分空间带有生产性的职能，对人也好，对其他物种也好，这是共同需求的一块生产空间，是我们所有“活物”的生存保障。当然，从城市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的活动空间，大量的休闲、娱乐这些活动都是在非建设空间里展开的。这个空间既有自然演替的规律，也有人工干预的规律，是两者并存的一套空间模式。当然在双碳的前提下，在生态资产计量前提下，它也是资产和资本的生产空间。简单一列，可以列出六七种，乃至七八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块空间，这个空间在一般人眼里可能没有太多的，甚至有人认为只有某种单一的作用。我们讲三生空间融合，在这个空间里真的是三生空间融合，不是排他性的东西，深究它的科学价值、科学意义和科学背景，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精深研究的。

从我参加的一些所长的总结会和中心的总结会来看，我们的中层干部成长速度是非常好的，需要讲的是“专业化成长、集团化作战”，这是产学研结合的企业核心。今年清华校办产业面对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为什么同衡作为产学研密切结合的企业可以留下来？他是有价值的，看中的绝对不是那一点资本运作能力，而是实实在在的知识积累，人的成长以及产学研之间密切高度的结合。我们现在面向未来，其实要逐渐把我们的项目优势推进到行业优势，进一步推进到领域优势，就是面对实践的需求实现学科资源的再组织。如果能做到这个，我们才能够不走套路，不走寻常路，使得同衡的综合优势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实现我们当年“以学兴产，产研助学”这样的循环过程。

这两年，我们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形成了很好的互动模式，在学院的主力课程上已经占了相当的份额。我们还要以产促研，通过实践中识别出来的真实情景、真实需求来推动与我们这个行业相关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进步。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我们既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对更宏观尺度空间的精准化描述，更为精细的、大尺度的规律识别，通过后台模型的建立来形成解析、分析的能力，深度探讨一系列现象性规律背后的逻辑性规律，这种规律既有自然科学支撑也有社会科学支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面向未来，形成规范性、引领性理论。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是不是技术进步本身能回答所有问题？这些年数据技术的发展给了我们更强的工具理性的能力，但是如果只是沿着工具理性这条路走下去，可能带来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工作效率的提升、决策时日的减少，但是很难带来价值观的跃进，简单依赖技术很可能会走向“内卷化、熵增化、叠床架屋，用复杂技术复制常识”这么一条古怪的路径。这两年我们和一些科技企业的合作其实是突破性的进展，我们为新技术注入了真实的场景，以更宏观的规划师的思维模式来识别技术的有效应用场景，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上做技术的选择和技术的重组，而不是说擅长什么技术、有什么兴趣点就干什么，前者是科研的思路，而后者是科研应用的思路，它是倒过来的。所以面对一个技术变革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场景的判断，真实需求场景背景下的技术集成创新、技术重组。

从各个所的总结看，其实我们单点性的技术突破，打造工作利器方面其实有着长足的进步，下一步我们需要攀另一个高峰：兜里揣的十八般武器如何组合起来，真正能打赢一场战争。这就需要所际之间在技术创新、场景识别和单点突破中进一步融汇和交融，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的技术创新真正做到事半功倍。在集团的作战当中不断地磨砺这些有用的利器，实现技术的有效迭代，同时针对应用的场景不断发明创造新的利器，改造已有的利器，不断总结打仗的方式，所有利器如何排列组合，中国人在历代战争中是讲阵法的，不是简单某一个兵器的短长，否则我们不会有能力用相对落后的武器打赢那么多场现代化的战争。同时在社会科学的进展下看待技术进步，不要犯“吾之良药彼之砒霜”的错误。

习总书记讲治国，有两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叫稳中求进，第二个是系统思维，其实这些年从国家的实践上来讲这两方面其实做得都不是很好。你会看到这两年不断出台相对带有激进色彩的政策，试图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其实看看历史就知道了，没那么容易。从上一个百年的觉醒年代到地方土地革命政权的建立，到抗外辱，争自由解放、民族解放，再到建国以后的曲折历程，一百年的哪个时段是闲着的？有今天的局面是一点点堆出来的，是在不断试错、纠错过程中走出来的，我们面对新百年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状态，任何过度激进的、过度条块化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得我们这些专家不变成砖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科学价值观的培养。如何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空间的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等等这些更高层面的社会诉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既用好工具，同时又不掉到工具理性主义的怪圈中去。在实现技能为核心的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技术综合利用的重大突破。

民心所向：圣人无常心，以民心为之

第三，我们当年也有产研辅政的梦想。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国情、世情、民情、乡情都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同样还有这样一段话：圣人无常心，以民心为之。不管本事有多大，最终价值取舍是来自于民心所向，为什么讲以人为本，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大时代讲双碳不是为了双碳而双碳，双碳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时段性的步骤，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人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减碳把人冻死；最终是让国家发展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减碳到处拉闸限电，这条路同样也非常长。我们讲共同富裕也不是今天就要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分钱，而是在发展当中如何在共同的进程当中防止更为恶性的贫富阶层分化，防止阶层固化，给阶层流动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渠道，这两个最宏观的时代议题其实是立国执政的宏观大课题，是思想支撑+技术支撑共同推进的。这里，我们既需要保持前沿引领的能力，也要逐渐强化制定标准的能力，同时还要深度发掘我们监控过程的能力。这些年我们参与了大量的城市体检，这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也要关注最终的结果。当下所有的发展，其实是在越来越严谨的前提下，越来越紧张的约束条件下的发展，它的标准会改变，它的结果导向也必然产生全新的理念。去年我讲过，我们不是简单的预测未来，我们在创造未来，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不断的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产生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来支撑我们设定的非常远大宏观的这些社会改良的目的。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城镇化进程，就像袁院长讲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这种挑战不仅仅反映在尺度上，而且反映在差异化和难度上，反映在这样一个广域人口资源大国的约束上。我们如何能够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化的道路，其实不是简单的单项技术可以支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部门利益出发的政策可以左右的。既要有宏观的、足够高度的判断，同时要做大量精细化、精准化的工作，也不用在意是否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可以有一个极高明的高点、亮点，在最终的实践问题解决当中还要兼顾大量相关利益方的平衡和整体发展态势的均衡，如果离开这些东西，就违背了当年我们讲的行稳致远。其实一个大国，一个大的企业一定是稳中求进才能够更加长远。在所长会上我讲，我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持久战是一个战略级的判断，绝不能把更多战斗打成消耗战，要有持久战的战略思维考虑，同时也要有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能力，也要知道有时要虚实相结合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不能明知战略判断和自上而下的导引是有错误的、失误的还陪着死磕到底，这是我们要总结的。

面向未来的完整的国家规划体系其实是我们可以全方位参与，并且全方位提供技术支撑的。从各个所总结的项目来看，我们已经高度多元化了，虽然都有规划两个字，但其实有很多的规划跟传统意义上的规划不一样，我们深度参与了落地实施行动计划、纠偏纠错、精细治理等等，这个领域已经非常广泛了。所以我们所依赖的方法论不仅仅是传统以预测未来为主体，以目标为导向的这样一套传统规划方案体系，而转向更为实在的情景需求去重组我们的知识。

袁牧院长讲我们知识库建设有了比较快的进展，其实我一直很关注这件事，我希望我们的知识库能够更加丰富有更多人自觉的参与，这是我们一张底牌，也是长期竞争力最核心的东西，但是还要上一个台阶。这个库建出来为了用的，就像讲学科，跟学科实践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知识库的储备，但是我们要有组合应用的能力，有根据实际需求场景做好知识体系重构的能力，针对实践重新排列组合知识的能力，后者更决定了我们在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技术创新的进展比兄弟院快一点，但是也经历了群雄并起的时期，为什么有些探索无疾而终了，就是遵循的思路是有问题的，把技术变成了技术幻想主义，变成了一场游戏，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发展支撑，实实在在综合决策的场景支撑。我们能走出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在这条路上不断取得成就，与我们对政产学研之间关系的深度理解是有关联的。20年过去了，这种文化成为从老一代到新一代崛起的中坚力量，乃至现在的项目负责人普遍的共识，只有这种企业才能在高校企业当中得到更为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