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秋：建筑带人梦回唐朝

张锦秋（中）和年轻建筑师讨论设计图

　　张锦秋设计的大唐芙蓉园

　　张锦秋，1936年生于四川成都，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 首批“中国工程建设设计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获“梁思成建筑奖”，建筑代表作大唐芙蓉园、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塔等。

　　印象

　　在西安

　　随处可以遇见她

　　到了西安，想躲开张锦秋是不可能的。华清宫唐代御汤遗址博物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大唐芙蓉园、钟鼓楼广场、陕西历史博物馆、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世博园天人长安塔……来到这些地方，当地导游总会有这么一句：“它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大师张锦秋女士。”

　　从1966年至今，张锦秋驻守古城西安半个多世纪，成为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首席建筑设计师。现代西安给了她展示的舞台，她则寻找并表现出这座古都的灵魂，有人说：“今天的西安是锦秋的长安。”

　　小行星命名是一项国际性的、永久性的崇高荣誉，经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推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申请，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委员会批准，2015年，国际编号为21023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张锦秋星”。

　　在央视纪录片《国家宝藏》中，作为“国家宝藏守护人”，张锦秋深情地说：“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建筑人文化自信的根基，保护传统建筑历史遗存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爱惜它，就是爱我们的先人，欣赏它，就是欣赏智慧和创造，传承它，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她心中最惦念的，就是把中国的古典建筑传承下去。

　　“我自清华毕业后来到古都西安，在这里安身立命，从事建筑事业，一直到现在成了一个老太婆，所经历的一切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张锦秋的建筑作品，都已成为西安和陕西的标志，大唐的风韵在这些建筑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古城长安辉煌的历史文化，在当今时代得以彰显。

　　清华大学毕业后扎根西安

　　第一件作品是华清池大门

　　张锦秋生于成都，1948年随父母迁往上海。中学时代她相当活跃，和同学一起写剧本、演话剧、排舞蹈、画画，还参加了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语广播学校。初中毕业的时候，她自作主张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一是陶行知创办的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美术专业；二是上海国立高等机械学校；三是以教学质量远近闻名的南洋模范中学。结果三所学校都发来录取通知书。张锦秋不得不请父母帮她选择，父亲说：“你年龄还小，不要急于进入社会，还是上高中，念大学。”

　　1954年夏天张锦秋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她说：“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就是奔着北京，奔着清华，奔着梁思成先生去的，就想在清华好好学习，做个建筑师报效祖国。”本科毕业后，她继续攻读建筑历史和理论研究生，师从梁思成、莫宗江。1965年，她与大学同学韩骥结婚，韩骥毕业被分配到宁夏，张锦秋也被分配到西安的西北设计院。初到西安，她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关中胜迹图志》，做了不少笔记。单位安排她下放到西安郊区的三线工地做油漆工，又到河南搞现场设计。1971年，她被召回设计院改做援外工程，终于学有所用，参加了喀麦隆文化宫方案设计阶段的工作并到现场指导施工。

　　70年代末，西安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旅游势头很猛，但代表性的景点华清池却连一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设计华清池大门的任务交给了西北设计院，院长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张锦秋。“当时我想，这个大门总不能设计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大门吧？还是要反映历史特色。”她开始找资料，学习唐代建筑，最终的方案基本上是唐代风格，并得到了行业内外的认同。

　　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签订，日本奈良市提出，中日双方在奈良和西安各建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性建筑。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开元五年（717年）入唐，因“慕中国之风”不肯离去，改名朝衡，长留大唐，后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任唐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西安市最终确定建造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这项任务下达给了张锦秋。她采用纪念柱式石造建筑，运用我国传统的碑顶、碑身、碑座三段划分，造型脱胎于南北朝义慈惠柱和唐代石灯幢，可谓唐风十足。她还将阿倍仲麻吕《望乡》的诗文和李白悼其去世的《哭晁卿衡》诗篇以草书体镂刻于碑身两侧。碑顶碑栏饰以日本樱花和中国梅花，以及日本遣唐使船的浮雕，成为一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尝试。

　　对盛唐文化怀有敬畏之心

　　担纲设计陕西历史博物馆

　　1985年，张锦秋设计大雁塔附近的“三唐工程”，即唐歌舞餐厅、唐华宾馆、唐代艺术博物馆。她向领导建言：“设计新建筑应该考虑周围环境和历史，‘三唐’应该和大雁塔相协调。”老师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意识对她的影响越来越深，从那时起，她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建筑师要“理解环境，保护环境，创造环境”。她解释说，所谓理解环境，就是要把环境吃透，认认真真地去了解，之后就要考虑保护的问题，无论自然生态还是历史人文，要看这个环境里是否有值得保护的元素，如果有，就要有意识地保护它们，最后才能正确地创造环境。直到今天，“三唐”依然是西安一景。

　　张锦秋认为建筑师应该学习更多的建筑历史，“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古代还是近代，只有知道来龙去脉，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事物，不懂建筑历史，就没有独立的判断，这阵子兴什么主义，那阵子追什么流派，总在跟风，太肤浅了。”

　　上世纪80年代，在设计西安钟鼓楼广场时，张锦秋仔细考察了周边环境，决定从古迹安全和城市空间艺术两个方面保护好这两座明代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不让新建筑破坏钟鼓楼的观感，施工要达到文物保护的要求，原有的街边老店也要保留下来。“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不是说，我是搞建筑的就只管建筑，其他的你们搞规划的人去做。”当时“城市设计”的概念在我国尚未普及，而张锦秋的设计已经在超前实践着这一理念。

　　这一时期，她还担纲了设计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重任。早在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曾建议，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要在大雁塔附近建一座现代化博物馆。西北设计院的要求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应该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张锦秋的方案独具魅力──那是一组具有宫殿格局的唐风现代建筑，庭院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四角崇楼簇拥中央殿堂，体现唐代建筑的恢弘和大气。建筑本身与现代博物馆功能结合，以曲径通幽的回廊增加建筑的亲切感。其特点还在于，打破了皇家建筑惯用的红墙黄瓦，而是以黑、白、灰为主色调，凸显中国画“水墨为上”的思想。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成为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开馆之时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一流水平博物馆。

　　开创“新唐风”时代

　　通过建筑走入历史

　　2005年4月，张锦秋设计的大唐芙蓉园对外开放。大唐芙蓉园位于唐朝长安著名的皇家园林──曲江芙蓉园遗址以北，三大标志性建筑──西大门、紫云楼、望春阁与大雁塔遥相呼应，以自然景观为背景，以建筑为脉络，取法唐代，兼有宫廷建筑和风景园林的特质。谈到这项设计时张锦秋说：“要表现西安千年古都的背景，必须蕴含这个城市的历史信息。大唐芙蓉园以传承弘扬华夏文化为宗旨，体现了当代人对盛唐历史文化发自内心的敬意。唐长安早已被毁、曲江芙蓉园也没有遗迹可寻，所以我们只能凭着对唐代建筑文化的研究，将大唐芙蓉园定位于再现唐代皇家园林的宏大气势，古为今用，使每一个进入大唐芙蓉园的人都能走进历史、感受文明，我相信这是建筑带给人类的精神享受。”

　　梁思成先生把建筑分为四等：“一是中而新，二是西而新，三是中而古，四是西而古。”张锦秋的设计沿着梁先生“中而新”的方向走了下来。2011年，作为西安世园会四大标志性建筑之一的长安塔落成。唐诗中“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等名句，使张锦秋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找到了灵感。“它不是简单的观光塔，而是文化标志性建筑，塔与周围的山水融为一体，塔成为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同时人在塔中也有融于自然、与自然互动。”她的设计把握了远观塔势、近赏细形的原则。远望长安塔，具有唐代方形古塔的造型，每一层挑檐上都有一层凭座，逐层收分，韵律和谐。檐下与柱头间用金属构件组合，抽象地呈现了传统建筑檐下的斗拱支撑。一系列的细节设计使长安塔饱含唐风唐韵，又不失晶莹剔透的现代感，它生于斯、长于斯，而非“天外来客”。

　　建筑学家吴良镛曾为张锦秋的《从传统走向未来》一书作序，提到张锦秋开创了中国建筑的“新唐风”时代。张锦秋说：“我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西安是古都，我做的很多工程都和历史有关，和汉唐有关，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唐风汉韵。吴先生的概括是对学生的肯定，他觉得我走的这个路子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为什么不是仿唐，而是新唐？这是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路子。虽然我所接触的项目并不是都跟唐代有关，但这种精神我是持续下来了。传统不能丢，但在不同建筑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手段也是多元的。传统怎样与现代相结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建筑师基于不同的条件和艺术灵感，有不同的方法，所有有益的探索我都支持，路子越多越好。”

　　张锦秋回忆老师梁思成

　　梁先生出口成章倚马可待

　　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学问家

　　我出生在成都锦官城，父亲毕业于北方交大土木工程系，母亲也是建筑系毕业，舅舅留德深造，后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姑妈在上海经营建筑事务所。后来我家迁居上海，和姑妈住在一起，家里有绘图桌、大图板，挂着很多建成工程的照片，我就在绘图桌上写作业。

　　195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先生是整个系的学术领袖和精神领袖，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他，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很仰慕。1961年，我留校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这才直接受到了梁思成先生的教诲。梁先生的书房是向学生开放的。由于他社会活动多，出差时经常让我们到他的书房学习，说那里书多又安静，比学生宿舍条件好一些。小书房很简单，西墙排满书架，东面是书桌，书桌右前侧是长沙发，左前侧是木茶几和靠背椅。梁先生常坐在椅子上侃侃而谈，经常妙语连珠，我们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偶尔插话提个小问题。

　　1963年，梁先生从广西考察回来，对“真武阁”十分赞赏，打算写篇文章，约我去作记录。他在书房里迈着方步，一句一句地讲，我一字一字地在稿纸上记。大约一堂课的时间，他讲完了，文章也成了，几乎没什么改动，很快刊登在《建筑学报》上。过去我听系里的老师说梁先生如何才华横溢，这次亲眼见他出口成章、倚马可待，真使我大开眼界。就是在那天上午，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学问家，才对“仰之弥高”这句成语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的研究生课题定向时，梁先生正在研究宋代营造法式，打算让我参与，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却另有想法。以往在这之前，我参加了教研组组织的古建筑考察活动，梁先生的得力助手莫宗江先生带队，我们一起去承德避暑山庄，又到无锡、苏州、杭州、扬州、上海考察古典园林。我觉得古典园林太有味道了，我彻底为之倾倒，决定论文就围绕古典园林选题，拒绝了梁先生。有老师和同学批评我：“别人想跟梁先生一起工作都没机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自作主张？”我觉得有必要跟梁先生解释一下，去了他的书房。梁先生说：“我虽然喜欢中国园林，但却没有系统地下过功夫，这方面请老莫来指导最合适了，他对古典园林研究很深。”我这才如释重负。

　　后来我花时间系统研读了梁先生的文章，对梁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1981年，我带设计组到五台山考察唐代建筑，主要考察梁先生发现的佛光寺大殿。一位年长的僧人接待我们，当他得知我是梁先生的弟子时，高兴极了。他说自己是梁先生在这里发现唐代建筑的见证人。那是在1936年，他亲眼看到梁先生他们骑着毛驴来到佛光寺前。当时他是个小和尚，跑上去帮忙牵驴、卸行李。他说，梁先生他们发现并鉴定了佛光寺是唐代建筑，这个功劳了不得。

　　1985年，我两次出访日本进行建筑考察。当我对日本京都、奈良文物界和建筑界的先生们谈到梁先生对日本古建筑的偏爱时，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男先生说：“梁先生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