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浮生，需要时间去体会

 　　2019年8月的最后一天，细雨笼罩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整座校园藏在浓密的植物之中，不像一所学校，更像一组大型庭院。建筑师王澍建造了它，也享受它，他得意地向《人物》记者指着远处一栋楼，青瓦屋顶像山丘一样连绵起伏，「最高点往下就是我的办公室。」王澍是这所学校建筑学院的院长。但他指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建筑学院的行政办公室，不到30平方米，只有最角落的四个黑布沙发才是王澍常待的地方——沙发挨着两米高的玻璃窗，是窗也是门，推开，跨过低矮的台阶，绿柳垂垂的水塘就在脚边。

　　56岁的王澍留寸头，穿黑衣服，是那种最普通的材质，棉T恤，牛仔裤，鞋子是最方便走路的运动鞋，也是黑的。不说话时，他就像一处悄无声息的树影。作为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国际建筑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他至今不用社交软件，某市一位领导找他加个微信时，他不好意思地告诉对方，他不用微信，然后把头转向妻子陆文宇，「联系陆老师就行。」

　　他的工作室是不公开的。一本建筑杂志做了一期建筑师工作室专题，其他人的工作室都无死角地展示了出来，唯独他的工作室只展示了目测只有一平方米大小的桌面——书堆围起外沿，桌上一本摊开的竖版书，一把毛笔，一盒墨水，两张写满字的书法纸，两支铅笔，两张A3大小的建筑草图——这张平平无奇的照片被用作了杂志的封面。一位工作室成员描述，他们工作室就是一个大开间，王澍的桌子就在中间。

　　得奖之前，王澍调侃自己是一个连一本作品集都没出过的边缘建筑师、另类建筑师，「总之是一个奇怪的人，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人」。他一获奖，「中国的建筑界应该是比较震惊的，大家都觉得眼睛掉下来，说为什么他获奖，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他太不正常了」。

　　去年9月，中国美院开学典礼那天，王澍本来应该出现在最引人注目的主席台上，「给大家展览一下」，结果他一早就拉着行李箱，和妻子赶赴300公里外的衢州市举村乡，一个浙江南部的山村。获普利兹克奖后第二年，王澍就开始和衢州政府合作，给乡村做改造。6年里，他规划了3个村，完工了三分之二。去年8月 「利奇马」台风席卷，施工暂停，其中三栋改造完毕的民宅被摧毁了，王澍决定去现场看看。

　　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一位拿了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大师，不仅没有在大城市做地标性建筑，反而往最乡野处去，做的还是村民的民居。但早在2000年，王澍刚到中国美院当老师时，他就经常带着学生或工作室成员去乡村调研。他在村子里获得了很多建筑灵感。比如在郸州新区仅剩的最后一个村子里，他亲眼看到了宁波民间即将绝迹的「瓦爿墙」。宁波多台风，房子被刮倒后，老百姓就把各种各样、各个朝代的砖、石、瓦混在一起，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最省的方式把房子重新砌起来，4平方米的墙里能数出80多种不同的材料，它们拼在一起就像朴素又精美的花布。王澍说，「我当时很惊叹，只有带有庖丁解牛这一类哲学意识的人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墙体。」

　　在设计宁波博物馆时，王澍就借用了这个灵感。但要把那么多不一样的材料稳定地砌在一块儿并不容易，何况这门技艺基本失传了。王澍后来创造性地把最多只能砌8米高的传统瓦爿墙和现代混凝土墙结合在一起，建造出了24米高、符合现代建筑标准的新瓦爿墙。宁波博物馆由此也成了王澍的代表作。2012年，普利兹克奖授奖词写道，「王澍的建筑以其强烈的文化传承感及回归传统而著称……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高铁到达衢州市后，得再坐小巴车，车子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攀爬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举村乡。他们所看到的举村乡，有的村子被台风毁得面目全非：有的房子被泥石掩埋，只露出屋顶；有的房子像被劈开似的，只剩一面墙；一家王澍住过的民宿，每个房间都定格在沙石从门窗喷涌而进的瞬间。王澍一边走，一边用手机拍照记录。有的村庄则幸运地完好无损，它们建在石头垒起的河岸边，背靠竹林，青瓦屋顶，黄土墙面，从河对岸看去，层层叠叠的老房子依然保持着沉静的秩序感。

　　王澍对所有老房子都有天然的亲近感。「什么是好的建筑，对我来说，几乎中国所有的传统建筑都是好的建筑，我在任何马路边上看到的一个老的农舍都是非常好的……在那个地方，你能看到一种真正平静的美好的生活状态，它很真实。」但在中国，城市早就把老房子拆了个遍，大楼林立，只有乡村还有一丝保留。

　　考察完举村乡，回程走了一段水路。轮船在碧绿的水面上划出白色浪花，高耸翠绿的青山近在眼前。1986年，还在东南大学建筑系读研的王澍按着沈从文《湘行散记》里的路线在湘西旅行，途经一个叫「洞庭溪」的村子时，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如何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近100座吊脚楼的屋顶连成了一片，整座村子完全隐藏在这片山谷中。几个农民正在沅江边造一座吊脚楼，木楼倚靠的山坡坡度近45度，简直不可思议，王澍当时产生了留下来当一个木匠的冲动。33年后，置身于衢州的青山绿水中，王澍的情绪又变得兴奋起来，在轮船上，他笑呵呵地问陆文宇，「陆老师，我们退休了，就到这个地方来定居，开一个乡村学校吧。」

　　宁波博物馆

　　都市中的农夫

 　　建筑师童明1995年第一次见到王澍时，王澍穿了一件鲜红的毛衣，一头及腰的长发散开着。「我很震惊，给吓了一跳，艺术家不像艺术家，疯子不像疯子的。」

　　童明是王澍在东南大学的校友，比王澍小五届，他刚入校没多久，王澍就毕业了，两人在学校里一直没碰上面。但他对王澍早有耳闻。学生时代的王澍做了很多惹人注目的事：自个在图书馆看书自学，觉得中国建筑教育过于教条，缺乏西方早期现代建筑的冲击，到了大二，他就向老师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在一次全国研究生研讨会上，王澍发言，「中国没有现代建筑，中国没有现代建筑师」，学校不满，研究生后期，王澍就一个人搬到南京郊区一户农家的一间小屋；而他那篇标题为「死屋手记」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全票通过后，仍被要求修改，王澍没改，最终没拿到学位。

　　彼时王澍还痴迷哲学，很多同学也加入他的行列，夜里12点还有人坐在楼梯读黑格尔，到凌晨3点才回宿舍。童明开玩笑道，「他害人不浅呢，我上两届有三个同学，就因为这种状况，留级留到我们班，学他的样子学得走火入魔。」

　　两人终于见面时，童明刚到同济大学读博，而已经硕士毕业7年的王澍，竟然跟他是同届博士生，「那可以说是他最为穷困潦倒的一段时间。」当时王澍32岁，已经和陆文宇结了婚，在杭州定居。那7年里，他基本都待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起初他想在艺术院校办建筑教育，各种阻力下没办成，他也没当成老师，后来就进到美院的公司，觉得没意思，干脆连工资、社保也不拿了，成了一个「自由人」。

　　1992年6月，王澍给远在新西兰留学的好友阮昕写信：

　　你走了一年，我疯狂创作了一年，搞了四五个作品，小到一个市中心广场的地道口，大到一个国际标准的画廊，十八般武艺都用上，把这些年对建筑的体会，一一试验，可以说，过去存于想象之中的，多少都变成了现实的。这也许已让不少人鼓噪。但我却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脱感。突然变得无所适从，需要以一种更锐利的目光批评过去。你的信来得正是时候。我决定，出去看看。

　　于是把一切放下。

　　准备十月份的托福考试。如能与你会合，日夜畅谈，应是一件快事。

　　不知什么原因，王澍最终没有出国。和王澍在东南大学时批判中国建筑教育过于陈腐教条、需要向西方现代建筑学习的境况不同，毕业后王澍面临的现实是另一副样子——1990年代，中国的城市开始热火朝天建造高楼大厦，许多建筑师都拥抱了最挣钱的房地产，王澍在2015年时曾经对《人物》说，「他们开始直接抄袭外国的建筑，这些专家脸都不红地开始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一个时代过去了。」

　　王澍曾拥抱的现代主义变成了新的教条，他称之为「视觉鸦片」。童明说，「王澍很快发现自己原先处在愤青状态的『我』的后面同样空虚。」

　　两年半以后，1995年初，阮昕在来信中看见了另一个王澍：

　　我这一两年来，基本上以Freelance Architect的身份工作。和建筑圈内人士不大联络，算个局外人吧。一年下来，感兴趣的时候做一两个设计，其他时间宁可闲着。像《浮生六记》这样的书，偶尔翻翻，徒生一两点感触。而我选择一种类似的生活，浮生，需要时间去体会的，慢慢的，以前看不到，现在看到了。以前不会哭，现在则动不动为生活中的小故事而感动得鼻子发酸。我把生活安排得很简单，如一个都市中的农夫。

　　按王澍自己的话来说，他从一个「先锋派」变成了「生活派」。那段时间，他没什么工作，常常和妻子陆文宇一块出游。两人会去西湖边闲荡，找个地方喝一喝茶，逛一逛菜市场和百货商场，见一见朋友。陆文宇是王澍在东南大学的师妹，「我们属于一拍脑门就在一起。」陆文宇说。两人看起来完全不同，王澍先锋、叛逆，是个「自由人」，陆文宇则在一家体制内的设计院一直工作了15年，拿到了高级职称，「在那个舒适区我可以一直养老。」工作于她就是挣份工资而已，生活更重要。她比王澍小4岁，爱扎麻花辫，热情爱笑（「呵呵呵」的笑声很有辨识度），对小事物充满好奇心——在举村乡考察时，路过一张蜘蛛网，她会为上头织出了字母一样的纹路而激动一小会儿。她自称人生追求是，「想睡觉的时候能睡觉，想喝茶的时候能喝茶。」

　　20多年后，当《人物》问王澍，他生命中最珍惜的一段时间是哪一段时，他停顿了几秒，说，「我90年代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我称之为自我放逐、自我失业的那个状态……因为我发现突破不了，我所想要寻找的那个中国现代建筑的表达方式，一直都不是很清晰……我不再做，不再设计，因为我再设计我设计不下去，这段时间，我觉得对我现在的影响会特别大。」

　　其间，一直是妻子的工资在支撑生活。他本来有挣大钱的机会，1992年初，他在深圳完成了深圳大剧院艺术家沙龙的设计和施工后，就立即回杭州了，「这些甲方们都颐指气使，手里拿大把钱，指挥你这样做那样做，那他们要我干啥。」为了补贴家用，王澍也会打一些零工，做点装修类的小项目，比如杭州东坡路上好几家饭馆都是他改造的，还有一些小商店、小旅馆。

　　王澍会出现在每一个施工现场，早上8点，他和工人一起上班，晚上12点，工人下班，他才下班。一般建筑师只需要设计，而王澍有时还承包施工，这么做一开始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但对一个只学过画图的人来说，连最简单的买材料、到市场找工人、控制成本都相当困难，一开始是做一个就亏一个。但他从中发现了乐趣，「工程小有一个好处，你能够控制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的所有的环节，很多建筑师在大的设计机构里头，因为工程很大，他一辈子可能都只接触到了工程的某一些局部。」

　　在做中国美院国际画廊时，王澍甚至亲自设计了工程总量三分之一的钢结构配件——用铣床把两块钢铣出45度的边，拼在一起，中间的凹槽刚好填满，再焊接。因为没人做过，王澍以「做钟表那样一种精细的精神」，画了巨大的图纸，每一颗螺丝都画得很大，再给工厂制作。「你原来看资料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你一旦对材料、对施工现场了解多了以后，不太有感觉的东西你就有感觉了，才知道那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和讲着各地方言的工人们待久了——王澍一般称呼他们为「工匠」，起初他们很难真的交流，慢慢地，王澍意识到，一套属于施工现场的语言形成了，「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彼此听得懂了。」

　　在「自我放逐」生活的最后一年，1997年，陆文宇的单位分了一套使用面积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此前他和陆文宇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结构是简易的砖拱，有点像延安窑洞（「如此有趣，很让我手舞足蹈」），但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次，王澍花了半年时间在这50平方米的天地里自由施展他积攒已久的才能。房子朝南的位置很狭窄，他就在窗户边做了一个倾斜的长方体，抬高地面，降低棚顶，把每天最早照亮他家的阳光装进这个「小亭子」里。厕所是透明的玻璃墙，小卧室开了两个相隔不到一米的门，而灯是「八间房」——其实就是在普通白炽灯之外，王澍设计了八个相似又不同的木制灯罩，一开灯就会散发出「魔幻般的光线」。

　　一年后，「放逐」了七年的王澍接到了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项目。项目是童明引荐的。王澍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工程，于是和妻子一起成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来承接。第一次去跟甲方汇报时，王澍当场就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方盒子，寥寥几笔就画完了，王澍淡定自若，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童明此前是这么跟甲方引荐王澍的：我要给你们找一个伟大的建筑师来做图书馆。出于敬畏，没人敢提出质疑。

　　「方盒子」图书馆就建在池塘边，水上还伸出一个「小亭子」，远处则是山，「房子沉静，素白、青黑、深灰」。这个项目让王澍真正地崭露头角。建筑师刘家琨在当年评价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建筑」，但具备了显而易见的专业深度，「从整体上讲，我真心喜欢这种有争议的动人，而不愿看那些近于完美圆熟的庸俗」。

　　怎么做都听我的

 　　王澍和陆文宇几乎形影不离。2019年8月底的一天，《人物》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园准备封面拍摄时，王澍穿着黑T恤、陆文宇穿着白T恤一起出现了。陆文宇开了一小时车把王澍从市区的家送到学校。她随身带两部手机，一部拍照，一部联络，几乎所有想联系王澍的人都得先打给陆文宇。

　　在工作上，两人分工明确。陆文宇有在专业设计院工作的「大兵团作战经验」，「项目管理十几年」，擅长处理大关系，她通常负责和甲方、设计院、施工方的负责人沟通，就像电影制片人那样，布置好每一个环节，控制整个项目的进程。不仅如此，她还熟悉技术，比如一个体量大的建筑的屋顶从平面变成坡面，雨水容易过于集中，而陆文宇能控制水流的方向，王澍称她为「落地大师」。

　　从设计院出来后，陆文宇也在中国美院任教，和王澍一起把建筑系、建筑学院搭建了起来。刚开学的一天，她独自接待来访的外宾，下午3点才吃上盒饭，接着去开导一位上课「特深沉」的老师，再开车去工作室，路上她自个儿订好了第二天去上海参加活动的高铁票，出发前她还得给建筑学院的学生打成绩以确定研究生保送和奖学金名单——忙得像个「八爪鱼」，但她却开心地向《人物》说起前一天和朋友一块喝茶的趣事，「还喝了不少时间呢。」

　　王澍则在另一个战场上。他像个「导演」，负责设计、画图。在施工现场解决问题，在「放逐」的那7年里他积累了「特种部队战斗经验」，助手宋曙华说，「（在现场他）从头到尾都精神亢奋，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部位都要仔细地看，指挥，拍照，跟很多人商量，跟甲方解释，有时要具体到一块砖瓦的布置，他也滔滔不绝地在跟周围的人解释。」直到今天，王澍一年至少也要去30次现场，平均一次两三个小时，助手每两三个星期也会汇总一两百个问题清单，再由王澍定夺，「没有人能够替代得了我。」

　　有了陆文宇的协助，王澍已经少去了大半与甲方打交道的烦恼。但问题也不是没有。2001年，只做过一个一万平方米项目的王澍接到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这个建设面积有十几万平方米的大项目。校长许江欣赏他，力排众议把这个项目给了38岁的王澍，但给出的条件是，3年就得完成，而造价只有市场价的一半，还要「达到国际审美水平」。

　　王澍同意了校长的条件，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许干涉他的设计，「怎么做都听我的。」校长同意了。于是，一个几栋楼就能搞定的校园项目，王澍做出了整整三十几栋楼，把一个学校当成一个村、一座城来设计，每一栋楼按12米左右的高度去限制，「大的树木最后的高度一定能够超过建筑……我的建筑就是要跟自然融合。」为了省钱也为了环保，他们从全省各地找来800万片旧砖瓦，都是拆迁后遗留的，价格比新的便宜了一半。因为材料大多是回收的，象山校园一期2004年建成后看起来「暗乎乎、旧兮兮的」，有同行甚至评价，「要看杭州最丑的房子就去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他（王澍）那天说（造价）一半，他没好意思说，我给你说真实的。」陆文宇说。当时校长开出了一平方米800块钱的价格，而这是当时杭州农民裸房的造价。「王老师笑眯眯地看着他，说这样吧，你再多给一点，1200还是1500后来，只比农民的裸房稍微贵了一点。」这个价格还包括了整个校区的景观和设备，后来有人指责象山校园居然连空调都没有，「一千多块钱一个平方米的造价，你去做集中空调，可能吗？王老师就用最朴素的方法，厚顶，厚墙，生态降温。说这种话的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自己去做做看。」

　　「有的说法特别荒诞。」王澍说。但陆文宇给他分析，「那些人就是想有个机会发表意见，那么大工程让你做，很多人心里头很不是滋味。」王澍说，「陆老师对我帮助特别大，她让我理解人性。」校长许江在当时也动摇了，甚至犹豫要不要把二期还继续交给王澍做。为了平息争议，王澍放下架子，办了一个「总结一期，展望二期」的展览，主动请来国内建筑界、艺术界的大腕，还开了讨论会，「得到的评价巨高，那我们校长心里就踏实了。」

　　二期升级了难度，一期十几栋建筑用一套工艺就可以基本覆盖，到了二期，十几栋建筑都很不一样。施工那4年，王澍和几个助理几乎每天都要画图到凌晨3点，工艺复杂，每天施工现场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有一个暑假，他们在中国美院南山校区一栋教学楼的房间里画图，中央空调假期不给开，杭州夏天又极为闷热，只能吹电风扇，吊冰袋。夏天快结束时，是杭州蜘蛛繁殖的旺季，白天一开门就发现，每个窗户都织满蜘蛛网，电脑之间也纵横交错，茶杯和花瓶之间能织出十道线，工作室成了「盘丝洞」，每一天他们都要用笤帚把这三到四百只蜘蛛（王澍粗数过）请出去。陆文宇那时也得陪着熬夜，一期时她搭好配合团队之后就可以轻松地去喝茶了，二期是连喝茶的时间都没有。

　　实际的落地过程并不顺利。王澍还邀了十几位建筑师参与设计，但整个项目时间紧迫，从策划到确定方案花了一年，留给施工的时间不到一年。蒋伟华是负责跟进项目的业余建筑工作室成员，每周他会去市建委开例会，与会的还有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电信，交通部门，城管等等各个职能部门的人。这个项目有两个甲方同时管着，而施工单位还远不止两个，几家相互独立，有的很难管得动。

　　在这条只有2公里长的中山路上，蒋伟华要应对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现场问题。哪里的河道被堵塞要做个滤网，哪里的基层挖开全是管道，得请工程师来，哪里的设计落地时「把人家的窗切了一半」，「造的时候边上都是百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蒋伟华说，「你长期在这样一个繁琐的处理问题的状态，神经是非常紧张的。」

　　2009年10月1日，中山路的一千米步行街开放，一周内访客达130万。如果按策划时的标准衡量，那些历史建筑可以说是「全被做坏了」，有的设计没建成，有的被强行修改，参与的其他建筑师有的甚至因此拒绝承认那是他的作品。

　　再提起这个项目时，王澍语气平静。他认为这种级别的市政项目，中山路最后的效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但陆文宇很激动，「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做吐了，太累了，那个累不是做建筑累，而是跟人打交道太心累，累到最后，我觉得已经真的没必要了，不要再做了，烦死了。」

　　抢救

　　在一次开车路上，陆文宇突然告诉《人物》，「他获奖之前，我们本来准备把工作室要关掉，你知道的嘛？」

　　中山路完工后那两年，业余建筑工作室没有再接任何新项目，只做「扫尾」工作，计划在2011年年底把所有的项目一个个结掉后，关门。

　　「陆老师有点累坏了，我很能理解。」王澍说。他同意关闭工作室，专心当老师搞教育。他从不觉得关门会有什么遗憾，「累趴下就没意思了」，「（之前）全都干得很高兴，而且我又不是没停过」。

　　2012年2月，普利兹克奖评委会宣布，王澍获奖，他是这个奖项成立33年来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得主。

　　在颁奖典礼上，王澍说，「获得这个奖，对我多少是有些不期而至的感觉。在多年孤独的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位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评委会的人笑死了，说你要是把这个工作室给关了，那你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获了奖就把工作室给关了的人，简直是个奇葩了。」陆文宇说，「现在回过头来想，（工作室）怎么可能说停就停，这个事不简单，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如果当年真的把每一个项目收完尾之后才关门，那关门的时间得推迟7年——2008年他们接下的十里红妆博物馆直到2018年才正式完工。

　　获奖后，王澍不仅没关门，还把工作量翻倍了，以前他一年接一个项目，现在一年接俩。2019年9月，王澍坐在中国美院校门口一家咖啡馆，他的位置背对大门，但仍有人认出了他，像遇见明星那样举起手机偷偷拍照。王澍告诉《人物》，「被逼的，我要为社会承担得更大。」但每年找来的项目很多，「我们俩每次都很困难地要对别人说，今年已经满了，很抱歉，你要么明年？甚至可能明年都已经排队了，能不能后年？」

　　衢州市政协副主席吴江平是在一个偶然机会下见到王澍的。那是王澍获奖后第二年，两人恰好都在一个饭局上。吴江平形容自己见到王澍，「不知道如何跟王老师对话」。他没想到，王澍居然对衢州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感兴趣，王澍后来还去了一趟衢州，在政府食堂里吃了一餐。「吃我那餐饭把他给忽悠了。」吴江平开玩笑道。他邀请王澍到衢州做点项目。「有这么一个大师来辅导我们的乡村建设，那一定对衢州的建筑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当时我跟这些局长们说，王老师说这里要放块石头，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就放个石头，若干年以后，这就是一道风景。」

　　在衢州驶向杭州的高铁上，在列车轰隆隆的震动声中，王澍提高音调说，「2000年到2012年，我称之为向乡村学习，但是这个过程我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在城市里，我获奖之后，在我们建筑学院也提出来，整个建筑学院的研究全面向乡村整体地改变，这时候等于是我要回馈，基本上每年我要做一个村子的设计。」

　　2012年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结束后，杭州市富阳区的领导在王澍下榻的酒店电梯口拦下了他。他们想请王澍以《富春山居图》为灵感，面朝富春江建一座博物馆。王澍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先让学生调研了全富阳290多个村子，「细到这个村的每个房子里有几张桌子，几张椅子，养了几个猪，几个鸡」。结果保留传统「山居」形态的村子不到20个。王澍无奈地跟富阳的领导说，「你富春江在这里，山居都没有。」20个村子中只有一个被列入了保护名录。王澍接了项目，但附加了条件：「必须拿一个村子让我来改造一下，不让我做村子，这个博物馆我也没时间做。」

　　王澍最终选定了既不是历史古镇又交通不便的文村进行改造。他给这个村取了个外号，「半残村」，因为村里的老房子还剩不到一半，那些几层小洋楼突兀地夹在其中。文村那时刚规划了一个叫「美国大都市」的项目，想造15栋钢筋水泥砌筑的「大house」。2016年春节后，王澍造出了第一批「比老村还要像老村」的新房子——其中用的一种材料是当地山上黑黑的杭灰石，有一栋甚至完全是用土做的。有13户村民获得了优先挑选权，村委给了他们两个选项，要么从中挑一栋，要么给你块地自己盖。他们「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年轻人很快就接受，他们想做成民宿，老人们则很犹豫，有一户老人白天刚拒绝，儿女就连夜从省城赶回来劝导，「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最终只有1户选择自建。

　　乡村显然是一个比城市还要复杂的系统。「乡村的土地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国家对耕地控得很严，盖房子的地几乎是没有的，老百姓的房子如果你要改，谁支持啊。」在衢州那个项目上，王澍花了6年时间，直到2019年9月，只做了3个村，还只完成了三分之二。事实上，它一开始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项目，通常甲方都会先有一份项目计划书再找建筑师，但衢州连具体在哪个地方、做什么样的建筑都不清楚。这个过程里，王澍就得花时间反复和当地政府商讨，到底在哪里做点什么合适。

　　好不容易进入施工阶段，城里的工匠费用太高，村里吃不消，王澍就带着和他一块工作多年的工匠到村里，培训当地的工匠。像「抹泥」这样的工艺当地没有做过，泥水什么比例，速度做多快，快了慢了都有问题，一下雨泥就给冲没了。光实验用的样板房又做了近一年。王澍说，按这个建设速度，「如果换一个书记（吴江平以前是衢州市衢江区委书记），这个事情做这么多年，还不出什么成果的话，早就（合作不下去了）。」

　　即便改造农居是如此复杂，王澍还是坚持给文村的每一栋房子建一座院子，「有院子才有中国式的生活，可以晒干菜，在院子里吃饭，邻居来聊天，再种点小盆景，放点农民的农具。」但很多村民压根不想要这个10平方米的小院子，太浪费宅基地了，王澍为此去「找省里落实」，院子就不算进宅基地，免费赠送。无论村民有何要求，每次提起他们，王澍总会露出很温和的笑容。房子改造后，村民自己做内部装修，有的村民把室内涂成泥墙（说是模仿王澍的「抹泥」工艺），有的重修了烧柴的土灶，一个厨房里既有燃气灶又有土灶，有的做了双堂屋，一间摆祖宗一间摆电视。还有一个「牛圈、鸡窝、猪圈组合在一起」的老房子改造后办起了餐饮，取名「猪圈餐馆」。王澍很满意大家的创作，「这个很有趣，这个非常生动。」

　　在2016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上，王澍说，「其实我一直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乡村现在更需要抢救，中国的城市如果谈传统文化的恢复或者平衡的恢复，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悲观，几乎没有可能，但是中国的乡村，那个文化还有可能抢救……你如果不抢救，10年之内全部消失。」

　　王澍第一次去文村时，正对着村口的小卖部门口坐着几个老奶奶，她们在那儿聊天晒太阳。「这种平静如水的生活，大家在那里很高兴、美好的状态。」王澍说。他七八岁的时候，跟母亲在新疆真正地「下乡」了3年，那是1970年代初，母亲的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白天，所有老师都变成「农民」，把学校开垦成农田。晚上，老师们聚在一块，喝茶喝咖啡，谈普希金和鲁迅。在那样的时代里，王澍却在生活中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平静。

　　2016年文村改造结束，村口的老房子保留了下来，反倒是旁边的新房子被王澍改成了新模样，因为用的是当地的黄土黑石，和旁边的老房子看起来很和谐。小卖部还在那里，门口的石板凳还加长了，能容纳下5位老奶奶，「我不希望改完之后，真实感消失，把生活也给改掉了。她们仍然坐在那里，这是最让我欣慰的。」

　　2016年3月，浙江杭州，富阳洞桥镇文村，一期完工的43幢民居，近一半通过外立面整治、老建筑保护修缮后，建筑师王澍使乡村老建筑实现「重生」。

　　来去自由

　　去往乡村如今成了一股新的潮流。建筑师唐勇说，最近两三年里，乡村建设的项目比城市建设的项目还要多。来找王澍做乡村建设的地方政府也变多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希望你去帮他，要么就是小打小闹的一些美化，如果是大的活动，他们其实都是抱着某种希望能够进来投资或者开发。」

　　王澍曾对学生说，浙江省有90个县一级的单位，「我希望每一个县里头都能看到我学生的工作室在那里，因为中国的乡村需要。」王澍顽皮地笑了起来，「我估计我们学生被吓得够呛。」

　　唐勇是王澍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室。他没有听过王澍那「吓人」的想法，但他在陕西偏远的泥河沟村里做了5年。让他对乡村真正产生兴趣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受邀去四川一个村子做设计，同行的其他9个建筑师做完的农民房子连猪圈、院子、晒谷场都没有。「都是概念化的房子，真正有用的不多」。前两年，唐勇回中国美院，偶遇了王澍，王澍告诉他，那么多人到乡村去，但「大浪淘沙」，「就是大家坚持吧」。

　　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家里。新住处位于杭州老城区，他常常出门溜达。门口有一条河，河边有人做运动，一位爱穿工字背心的男士常跟着女士们跳广场舞，「做各种妖娆的动作，节奏跟得特别好，特别有表现力。」王澍兴致很高，他不会跳舞，但也跟着伸伸腿、拉拉筋。

　　他家对面过条马路就是吴山。吴山临着西湖和钱塘江，虽在闹市，却有幽静之感。在山顶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每天早上都汇聚一群退休的大爷。他们和王澍一样，都来登山做运动。到了8点，其中四五个人就各站上一块石头，开始「演讲」，底下还有听众。王澍眉飞色舞地模仿他们的神情，「全世界各种大事他们好像都是亲临现场的感觉」。到了9点，大伙儿就散会了，各自奔赴菜场回家做饭去咯。

　　在王澍这儿，生活变得来去自由。当《人物》问起王澍期待的退休山居生活时，陆文宇抢答，「理想状态，只能假想，这基本上没可能。」王澍笑呵呵地顺着陆文宇的话回答道，「每个人生活经历不一样，陆老师是住集体宿舍长大的，所以她离不开集体宿舍。我不太一样，集体生活我也过过很长时间，相对比较不群体的生活我也过过，所以我都可以。」

　　2013年，有一位西班牙女记者发起倡议，希望包括陆文宇在内的两位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妻子可以分享奖项。陆文宇拒绝了签字，她的语气听起来理所应当，「我觉得生活比什么都重要，你最后还是要回到生活的，你可想而知，如果在中国当时我要是同意拿这个奖的话，我整个正常生活一定打乱了，当然不要这个奖了。」

　　在陆文宇的督促下，王澍还戒掉了30年的烟瘾。先是不许在家抽烟，做到了；不许在工作室抽烟，做到了；回家前两小时不能抽，也做到了。但王澍很痛苦，他经常边抽烟边思考，去走廊抽完，回来思绪就断了。最夸张的时候，他抽着烟写完了36万字的博士论文。反复戒烟失败后，2015年1月1日那天，王澍住在一家位于山顶的酒店，卫生间没暖气，跟冰窖一样，他抽了一口烟，烟直接从肺里呛了出来。「我原来的美梦是，我抽烟一直抽到我要死的那一刻，我还会跟人说，再给我一支烟吧。完了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可能人死的时候，烟呛得是很痛苦的，那根本不是一个幸福状态。」第二天起，王澍再也没抽过烟。

　　戒烟后，王澍再也没有写过那种连续的、有逻辑的文章，只能写轻松的小短文，「反正我也戒烟了，写不了那样的文字我也不强求。」他早就不把创作看作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做每一件东西都要把人吓一跳」，「我的作品一向特点是表面看甚至有点含蓄，看不太出来它怎么惊世骇俗。」尽管如此，很多找上门的人总说要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眼球掉下来」的设计。王澍为此感到困扰，「实际上，我现在整个创作在手法上变得稍微比以前还要低调，那种好像可刺激的东西其实更少了，更内敛的表达更多了。」

　　2000年，王澍受邀给杭州西湖国际雕塑邀请展做环境策划，他也给自己留了一块空地，想做个雕塑玩玩。空地上有个小山包，王澍琢磨了半天，决定做两道夯土墙。王澍开始在小山包处挖土，童年时玩土的记忆又浮现了。还是在新疆那3年，他家门口有很多小土堆，他经常在那儿打洞玩耍。那时他还热衷于给家里挑水，挑着一只最大号的洋铁皮水桶，走个400米就是水井。冬夜里他也接着干，他脱下手套摇水井的辘轳，手一贴到铁手柄，皮就粘上了，撕开时剧痛。他没觉得痛苦，还在里头体会到一种真实劳作的快乐。30年后，他依然在劳作，挖土，还挖出一堆残砖碎瓦、人骨、牙床，以前这儿可能是座坟山。王澍就把这些东西全夯进了土墙里。再十几年后，王澍在中国美院拥有了自己的夯土实验室，在象山校区造出了全世界最大的夯土建筑，2016年，他受邀去法国里昂，在世界第一届新生土建筑大会上当评委会主席。

　　他为土墙随着时间而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而着迷，「我们叫千年的土，百年的砖，如果保护得当的话，它可以存在千年之久。随着时间，它里面整个组成的成分、那个结晶一直在变化，民间就有说法，说打一个炮弹，打在土墙上就是一个白点，你连炮都打不开，因为它是一个长期随着时间的沉淀和自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现代科学就没有办法（做出来）。」

　　在与材料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愈发理解了依从于时间、自然的快乐。2019年9月底，王澍和陆文宇去参加了一场凌晨4点半开始的露天茶会，就在西湖边上一个院子里。一位参加过的人给他们描述，低一下头再抬一下脸的片刻，天刷一下就亮了，很不可思议了，他们决定亲自去感受一下。两人最后去晚了，5点零5分才到。天还是黑的，有一点点微光，院里没有听到一丁点声音。仔细一看，底下黑压压坐了几十桌人。

　　王澍露出欣喜的表情，「那个静默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就记住了这个感觉，在一个空旷的院子，几十桌人坐在那里没有声音，印象非常深。我不知道它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其实不太清楚，但是我就记住了这件事情，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我另外一件事情的开始。」